(出处：国学网 )一、研究史概观 　　本世纪汉字文化圈的佛教研究得到飞速的发展，其中敦煌佛教遗书的发现是一个划时期的事件。明年是公元2000年，正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纪念。在这一百年中，对敦煌遗书的研究，除了佛教领域外，语言文字、文学、天文学、道教等各个领域都得到很大的发展，被总称为“敦煌学”。佛教遗书占据全部敦煌遗书的一半以上，其研究依凭着新资料而不断深化，加之各地所藏遗书的不断缩微化与不断刊布，已经使我们有可能对这一研究做一个总体的回顾。 　　另一方面，以《高丽藏》为首，各种刻本一切经影印本的积极出版，使研究者可以较为容易地对《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的校记进行直接比较等文献学的研究。 　　当然，虽说从总体看，现在的条件比以前要好，但具体来讲，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就敦煌遗书而言，许多私人收藏至今尚未公开，特别是李盛铎旧藏敦煌经卷至今仍藏在日本某地（注：关于李盛铎旧藏敦煌遗书问题，笔者拟在“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0年6月21日～25日，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上发表有关论文。）。就刻本一切经而言，作为《大正藏》校本的宋本，亦即《思溪藏》的缩微化也是不可欠缺的工作。但是，自从《大正藏》（1934年完成）编完以来，对日本保留的大量写本一切经（注：本文将“写本一切经”作为与“刻本一切经”、“印本一切经”并立的术语。所谓“写本一切经”指手写的一切经。近年所发现的京都妙莲寺所藏“松尾社一切经”收藏在近代制造的经盒中，该经盒木盖的里面写着“松尾社寄附主田氐 古代写本一切经 当妙莲寺宝藏”（参见中尾尧编《京都妙莲寺藏松尾社一切经调查报告书》卷首插图，大冢巧艺社，1997年），即将手写的一切经称为“写本一切经”。此外，谷响的论文《古代写本藏经考略》（现代佛学丛刊《大藏经研究汇编》所收，台北，1977）也称之为“写本藏经”。大谷大学教授竺沙雅章在其所撰《汉译大藏经之历史——从写经到刻经》（大谷大学，1993）一文中，将“写经”作为与“刻本”并立的术语。这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因为称作“写经大藏经”、“刻经大藏经”均不甚妥贴，所以那样定名。）的研究中绝已久。众所周知，《大正藏》以《高丽藏》为底本，以宋、元、明刻本一切经及正仓院圣语藏写本一切经作校本，并且采用了中国与日本的佛教著述，其中主要是保存在日本的写本与刻本。所用写本一切经的数量虽多，但不知为什么正仓院圣语藏的影响并不大。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有关正仓院圣语藏的书志学方面的详细资料尚未发表，以至人们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我们希望能将正仓院圣语藏影印出来，并尽早发表其书志学方面的详细资料。 　　讲起日本所存的写本一切经，首推正仓院圣语藏，此外在各地的寺院、机关多有收藏。如石山寺一切经、七寺一切经、名取新宫寺一切经、西方寺一切经、松尾社一切经、兴圣寺一切经（注：兴圣寺一切经的调查报告最近已经出版。见京都古文书调查报告书第13集，《兴圣寺一切经调查报告书》，京都府教育委员会，1999年3月。）等，目前已有书志学研究的成果出现，但几乎见不到伴有文本批评的严密的文献学研究。 　　其理由何在呢？首先我们从参加调查的人员组成来看。参加上述写本一切经调查的人员，大多为日本史研究者，其次为国语、国文学者及学美术史学者，几乎看不到有佛教学者。佛教学者即使参加，其研究对象也相当有限。为什么佛教研究者对困难重重的写本一切经的调查不感兴趣呢？我认为主要是在他们看来印本文献已足以应付思想的研究。或者他们以为手写的写本一切经不足信，故不予重视。这也许受到清代考据学的影响。但我们应该看到，在清代考据学兴起的时代，几乎不存在可以追溯到宋版的写本，而后敦煌藏经洞发现，大量文献资料涌现，把学术推向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不重视日本保存的奈良、平安、镰仓时代的写本，还有其他原因。奈良写经的总数大约超过千卷，但被收藏者视作特级文物，研究者想作为校本使用实在太困难。时至今日，连得到正仓院圣语藏写经的照片的请求都无法满足。而想把各地美术馆、博物馆收藏的古写经一一照相也极其困难。如果事涉个人收藏，其难度就更大了。 　　那么平安写经如何呢？平安写经大多是院政时期，亦即11世纪到12世纪末抄写的。10世纪末，莳(938-1016)曾入宋，并将刻本一切经（北宋官版《开宝藏》）带回日本，其后日本的中尊寺写经等不少写经均以该《开宝藏》为底本。这里有一个误区，即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平安写经错字、漏字既多，又是从刻本一切经转抄的，由此认为平安写经价值不大。虽说上述所说均为事实，但就具体的经典而言，其传承的过程复杂多样；就一切经的编纂而言，有些情况也与传统观点有差异。因此，平安写经仍然有值得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的价值。镰仓写经也同样，有必要对其内容再进行研究。 　　下面拟论述写本一切经的资料价值。

　　在此暂且从三个方面来归纳写本一切经的资料价值：（一）有刻本所没有的字句与文字。（二）存有异本。（三）保存有新文献。下面简略谈谈。 　　（一）有刻本所没有的字句与文字 　　这里指不能算作异本，但部分文字与刻本不同，保留了该经典更古老的形态，是编纂刻本时删除或改窜前的原本。只要认真阅读写本一切经，则古写本保存的重要研究信息随处可见。在此仅举一例。如拙稿已经介绍的，义净在其《南海寄归内法传》的序言中引述了自己所撰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在《高丽藏》本中，引作“大唐西域高僧传一卷”，在宋元明藏本中，则作“大唐西域高僧传二卷”。而天理图书馆所藏奈良（旧石山寺藏本）却作“大周西域行人传一卷”（“西”字为后补），敦煌本伯2001号《南海寄归内法传》保存了序言与卷一，行文与奈良写经一样。而作为平安写经的七寺一切经作“大周西域行人传一卷”，只有一字之差，实际相同。 　　也就是说，奈良写经、敦煌遗书、平安写经上保存的原书名，在刻本中已经见不到了。此外，最近发现了一部平安时代法相宗系统大寺院的经藏的现前目录——《大小乘经律论疏记目录》，上下两卷（注：该书现为京都法金则院所藏，原为奈良法隆寺藏本。因乃平安时代的文献，已被国家指定为重要美术品。该佛教章疏目录在京教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浦晋发现之前，一直未为人们注目。见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书第6卷《中国日本经典章疏目录》，大东出版社，1998年。）。将该书标著为“大周西域行其传一卷，廿一”（第556号），由此可以证明写本一切经中所记载的书名是该书改动前的原书名。这无疑说明，宋代的一切经被施加较大的修订，与此相反，日本的奈良写经及由它转写的那些平安写经更忠实地保留了唐代佛教的形态。 　　（二）存有异本 　　写本一切经中的异本不遑枚举。藤善真澄曾在兴圣寺藏《续高僧传》的玄奘传部分发现与现行刊本不同的异文，提出兴圣寺本是现行本玄奘传的底本。（注：藤善真澄：《〈续高僧传〉玄奘传的形成——以新发现的兴圣寺本为中心》，载《鹰陵史学》第5号，1979年。） 　　另外，近年船山彻将日本的松尾社一切经、新宫寺一切经中的《五百问事经》（《佛说目连问戒律中五百轻重事》）与《高丽藏》本、宋元明藏经本对照，发现写本与刻本内容虽然类似，但完全是另一个系统。（注：船山彻：《〈目连问戒律中五百轻重事〉的原形与变迁》载《东方学报》，京都，第70册，1998。）此外，在日本的写本一切经中保存了不少《大周录》的异本。（注：拙稿《〈大周刊定众经目录〉郑第十一解题》，载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书第6卷《中国日本经典章疏目录》，大东出版社，1998年。）而对冢本善隆几十年前提出来的《贞元入藏录》（《贞元录》卷二十九、卷三十），现在又有了新的研究成果。（注：冢本善隆：《关于日本传承的古本〈贞元录〉》，载《神田喜一郎还历纪念论文集》，同刊行会，1957年。 　　宫林昭彦：《〈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第二十九、卷第三十解题》，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书第6卷《中国日本经典章疏目录》，大东出版社，1998年。 　　拙稿：《关于古写本〈贞元录〉所入藏之〈慈仁问八十种好经〉》，载《宗教研究》，72卷4辑，1999年3月。） 　　然而最大的异本应为“不入藏录”所收的大量经典。关于这个问题，自然应另文再述。《开元录》的作者智升列举了《大周录》因误重收及别生等经典118部247卷。其中有10部15卷是疑伪经，并非异本。七寺一切经中除疑伪经外，现存有38部98卷。关于这些经典的研究，目前刚刚开始。（注：拙稿：《关于七寺一切经中所存的“不入藏录”所载的别生经》，载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书第4卷《中国日本撰述经典（其之四）·汉译经典》，大东出版社，1999年。） 　　（三）保存有新文献 　　“不入藏录”中的疑伪经大多是极其重要的资料，那是一个新文献的宝库。七寺一切经中存有5部7卷，其中《毗罗三昧经》上下二卷与《清净法行经》一卷更有着特殊的价值。我们现在不清楚七寺一切经是按照什么方针编纂的，除了上述“不入藏录”的经典外，它还收了不少疑经。这些可统称为“录外经”与“唐录不合经”。日本的写本一切经中很可能都混入了这类经典。因为不仅仅七寺书写上述“不入藏录”的经典，从正仓院文书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类似的抄经例子（注：拙稿：《关于七寺一切经中所存的“不入藏录”所载的别生经》，载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书第4卷《中国日本撰述经典（其之四）·汉译经典》，大东出版社，1999年。）。另外，写於久安元年(1145)的《东寺一切经目录》也可看到有不入藏经典52部137卷，录外经46部60卷的目录。根据上述种种资料，我们应该指出，在写本一切经中发现新的资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在写本一切经中发现的新文献中，《马鸣菩萨传》（注：拙稿：《僧睿与马鸣菩萨传》，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44卷2号，平成8年3月。 　　七寺一切经、兴圣寺一切经、西方寺一切经、松尾社一切经等写本一切经中均收有《马鸣菩萨传》。《马鸣菩萨传》的影印与录文拟收入七寺丛书第5卷（2000年2月出版）。）与《安般守意经》可称是难得的精华。我们甚至可以毫不过分地说，《马鸣菩萨传》正好可以作为明确区分写本一切经与刻本一切经的标准。在写本一切经与刻本一切经中所收的《马鸣菩萨传》，名称虽然一样，内容却完全不同。当然，两书所记载的都是马鸣菩萨的生平，但全文除了“马鸣”这一名词外，几乎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经与《法苑珠林》、《一切经音义》等对勘，可以证明隋唐入藏的《马鸣菩萨传》正是写本一切经中的这一本子。即使这一例子，也完全说明日本所存的写本一切经并非完全从刻本转抄，它更加正确地传承了中国唐代的佛教。 　　下面想报告一下新发现的收藏在河内长野市天野山金刚寺一切经中的镰仓时代抄本安世高翻译的《安般守意经》。昭和5年(1930)，以常盘大定博士为首的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已经对金刚寺一切经进行调查并提出报告。其后，京都帝国大学国史研究室又於昭和15年(1940)进行调查。昭和四十年代，为了编纂《河内长野市史》，又一次调查，并发表三好鹿雄所撰的《金刚寺一切经全貌》。（注：三好鹿雄：《金刚寺一切经全貌》，载《宗教研究》，新13卷6号，1936年。 　　木村武雄：《关于河内金刚寺所藏之古典古写经类》，载《大乘》17卷9号，昭和13年。 　　《金刚寺一切经题记集》，载《河内长野市史》第四卷“史料篇一”、同第五卷“史料篇二”。昭和50年。 　　后藤昭雄：《平安朝汉文文献之研究》，吉川弘文馆。）近年大阪大学后藤昭雄教授再次主持调查。在这过程中，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浦晋助手发现了新的文献。他因为对内题作“安般序”，尾题作“十二门禅经”的奇怪经卷产生怀疑，便简单地摄影，并且利用相片进行考察，最终明白这是一个新的文献。笔者与牧田谛亮博士一起拜观了该相片。因为回忆起在牧田博士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弘明集研究》中收录的郗超(336-377)的《奉法要》中曾经引用过《十二门经》，于是以之与相片对照，结果文字几乎完全一样。这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体验。（注：牧田谛亮编《弘明集研究》译注篇下，708页，721页。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4年，1975年。《弘明集》的相关原文作：“《十二门经》云：有时自计，我端正好。便当自念，身中无所有。但有肝肠胃肺骨血屎溺。”（《大正藏》第52卷87页下栏14行～15行）金刚寺藏《安般守意经》所包含的《十二门经》的相应部分作：“第一门为何等？何自观身？有时自校计，我端政好，便堕贪。已堕贪，便当自念。身中无所有，但有肝肠胃肺骨肉，何等端政好？”（第290行～292行）） 　　金刚寺所藏《安般守意经》共21纸，每行17字左右，总584行。书写於镰仓时代。共分四部分。1.第1行～第59行，康僧会的《安般序》。2.第60行～第283行，《安般守意经》。3.第284行～366行，《佛说十二门经》。4.第367行～584行，《佛说解十二门经》。 　　第一部分与现行本的康僧会撰《安般序》的文字相同。第二部分的《安般守意经》与现行本差异较大。第三部分的《佛说十二门经》正是已亡佚的安世高译《十二门经》。据载《十二门经》有《大十二门经》与《小十二门经》之分，金刚寺本相当于哪一种，现在还无法判断。该《十二门经》在隋文帝仁寿二年(602)所撰的《仁寿录》的“阙本录”中有载，亦即7世纪初，该经在中国大陆已经消失。（注：《大正藏》第55卷178页上栏。）第四部分的《佛说解十二门经》应为释道安(312-385)所撰的《十二门经注解》当无疑问。但它到底是《大十二门经》的注解，还是《小十二门经》的注解，现在也同样难以确定。僧(445-518)《出三藏记集》卷五所载的《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中称： 　　“大小《十二门》者，禅思之奥府也。为各作注。《大十二门》，二卷；《小十二门》，一卷。今有。”（注：《大正藏》，第55卷39页下栏8行～9行。根据苏晋仁、萧子校订《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的校注，《高丽藏》、宋藏、《碛砂藏》、元藏均作“为各作注大作注”唯有明藏作“为各作注”，苏本据明藏改（同书第239页）。林屋友次郎译作“为に各各（右の二）注を作る”，进而补译作“大十二门（注）二卷，小十二门（注）一卷，今有り”（《国译一经经史传部，1》，173页。大东出版社，1958年）。） 　　直到6世纪上半叶，《小十二门经注解》似乎还保留着。关于这一点，可见撰於开皇十四年(594)的《法经录》。《法经录》卷六“此方诸德著述”中列举了五部释道安的小乘经注释，具体如下： 　　“阴诗入经注解二卷，释道安； 　　大道地经注解一卷，释道安； 　　大十二门经注解一卷，释道安； 　　十二门禅经注解一卷，释道安。 　　右五经是小乘经注解。”（注：《大正藏》，第55卷148页上栏。） 　　《小十二门经注解》被写作“十二门禅经注解一卷”，加入了一个“禅”字。而金刚寺本的尾题正作“十二门禅经”，且金刚寺本的实际篇幅约3500字，原本大体上正是一卷的模样。如果将它与该文献在《出三藏记集》编纂时保存的形态合并考察，则金刚寺本《安般守意经》的第四部分（即《佛说解十二门经》——译按），很可能就是释道安所撰的《小十二门禅经注解》一卷。

三、结论 　　上面对保存在日本的奈良、平安、镰仓时代抄写的写本一切经的资料价值作了一些论述。当然，这个题目不是用几张纸就能够论证清楚的，应该列举更多的例证。在五千数百卷的写本一切经中，仅举出几个例子便对其价值下结论，则这种工作难度之大，众所周知。然而，虽然从写本一切经中发现的新资料还比不上敦煌遗书，但如果我们要在新的世纪中推动佛教研究的新的方法论向前发展的话，本文的题目无疑能使我们的讨论更加深化。所以，我们在高度评价刻本一切经的优点的同时，必须建立起这样的观点：即纵然写本一切经有许多错字，但它们是一批体现了唐代佛教的资料。我殷切希望跨入新世纪后，各种因缘条件尽快成熟，这一天能早日到来。